叶春华：谁在纵乐？谁在困惑？
——读《纵乐与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的一点思考
《纵乐与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一书为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先生所著。这是一本史学著作，可作者却像是给读者讲故事一般，娓娓道来有明一代的商业与文化历史，充满了趣味性和艺术性。它让我赏心悦目，书中充满了动感和细节，卜正民把明朝迷人和易变的世界镶嵌在一个清晰的概念和编年框架上，把沸腾而复杂的明代生活全景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比较主观的说，正是他写作的艺术手法，吸引了我，让我满怀好奇与期待去读这部著作。
作为史学著作，而不是以娱乐性为目的的书籍，仅有趣味、动感当然是不够的，它必须要有思想，要能够引起人去思索、去探寻——如果不是这样，它就太肤浅了。而卜正民的《纵乐与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确实是做到了，在貌似轻松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背后深邃的思想，从而引起了我们的思考：明代与今天，谁在纵乐？谁在困惑？为什么纵乐？为什么困惑？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让我们再跟着作者回溯到明代，看看他是怎样完成他对明代商业与文化的探索的。
一 一本富有新意的书——从写作特点看
作者给他也给读者们找了一个向导：张涛。他是明代历史中一个并不起眼的名字，在篇幅宏大的《明史》中，这一名字仅仅出现过一次，但他却成为了本书中的主导人物。书中他被赋予导游的身份，引领读者穿越时代，遍览有明一代的生活风貌。在这样的旅途中，读者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物，上至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至无名无姓的土匪；有时代变迁的敏锐观察家，也有迷恋往昔的怀旧记录者；有极力维护道统的顽固士绅，也有苦心钻营试图挤入上层精英圈的商人。瓦匠、商人、官员、妓女、织工、书商和土匪，在书中均纷纷亮相，我们一览无疑。透过这些人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沸腾的明代社会。在他们眼中的明代世界各不相同，有将它视为道德沦丧的黑色末日——如张涛者。也有把它视作充满活力与挑战的缤纷舞台——如充满活力的徽商。而历史的事实则需要我们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理解。在细品此书时，我们不再是外之于著作的一般观者，而似乎已成为同样时代历史的主角，而作者也是在按照自己的意志对书中陈述的状况进行解读——尽管这造成本书存在这对史料与史实的误读的地方，导致论述有偏颇。砖块、桥梁、集市、寺院、邮件、饥懂、时尚、印刷、激情和凶兆，这些看似毫无关系的琐碎事物被安置在旅途的不同阶段中。然而这样的安排并非漫不经心或随心所欲，正如一滴水也可折射出太阳的光芒，即使是墙砖这样不起眼的事物，也可以被作者加以利用从而引发读者对当时的赋役政策、人口状况、交通运输等诸多问题的兴趣和思考。涓滴沧海，正是许多看似零散的事物构成了这部著作的广泛基础，并且这些事物之间都有着强大的牵引力将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影响，这种力量足以推动我们沿着从交通到商业、从商业到文化的轨迹，发掘出商业独特的社会和文化影响的意义。我认为这也是作者的最难得之处，能把大量的看似琐碎的而能反映社会的事物掌控在自己手中，并且以小见大，折射出社会的本质问题。
《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一书描述了有明一代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全景，反映了当时的商业发展的状况，并一步揭示出在商业大发展的趋势中当时社会的困惑。正如作者所说的，它是一本文化史。而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史是复杂的，即使是一段短短的两百年，更何况那是一个变化的时代。作者把在200多年的历史事件和各种矛盾冲突中理出头绪，将其整理并揉合在一起，从而使读者清晰地意识到商业的双面影响，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了清晰的反映明代商业与文化在整个历史时期的变化特征，.作者在书中采用编年叙事的方法，而为了突破传统编年体可能导致的枯燥和复杂，他又巧妙地将有明一代按照王朝盛衰历程和商业的发展特点划分为冬(1365一1450)、春(1450一550)、夏(1550一1642)、秋(1640一1644)四季。这就为编年框架构筑了一个清晰的概念，使读者对商业发展的大致状况有了初始意象。在此基础上，将历史分划成若干个切面，对各个切面上的事件进行比较研究，以更容易发现历史事件的延续性和变迁过程。
二 一本引人深思的书——从书的内在灵魂上看
作者在本书的英文版序中写道：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应该从现在反思过去。作者写这部书是基于经历中国自70年代以后农村国家社会主义到城市国家资本主义的浓缩过程——姑且不管他的描述是否贴切——后的感受而写的。他认为中国那得时代与明朝十分的相似，都是处在一个社会的转型时期：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开始一种让许多中国人感到震惊的速度。迅速地由社会主义滑向市场经济，激起70年代末对“哲学的贫困”的焦虑，进而走向80年代更为普遍的文化危机。从09年代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发现金钱变成了无可争辩的主人，都市性爱和各种奢华的交易达到了晚明那样的程度。于是，不同时代的人有了类似的困惑：如何调合追求利润和保持道德水平？商业化的社会给我们到底带来了什么？在纵乐之后又是怎样的困惑？我想作者一定也有这样类似的困惑，而正是这样的困惑让他觉得有必要回顾历史，于是把目光投向悠远的历史深处。
三 谁在纵乐？谁在困惑？
作者在序言写道：“在今世社会中，商业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繁荣往往被视为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没有人会无视这样一种关系的存在，更少有人会拒绝商业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同时也无法回避另一种事实，商业的发展通常会导致社会多种结构及因素的变动，甚至是社会振荡乃至堕落的原因。”这种矛盾的存在，引发了各个领域内的多重思考——不管是当今社会，还是中国的近世。正如作者在书中向我们所展示的那样，在明代中国，商业力量的膨胀使社会生活日益繁复多彩，同时绚烂的商业文化外表下掩藏的是因社会多种方面的改变而导致的不安情绪，纵乐与堕落成为商业文化的两面，伴随商业的发展，矛盾困惑的情绪也愈加炙烈。
那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又是谁在纵乐，谁又在困惑呢？不管是身处与明代人们还是当今社会的我们，都有必要对自己所处的社会进行思考，从而在纷繁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灵魂寄托之所。
（一）
纵乐：在商业盛行的以时尚流动的商业文化下的中国士绅阶层。
困惑：以农为本的儒家道德主义者如何接纳在商业文化冲击之下的社会价值观的变化。
明代社会的发展，是完全背离了那位开创者的构想模式的。洪武皇帝心目中的农村理想社会是一种稳定的、相互孤立的社会，经济上自给自足，生态上循环自生，那是充满道家浪漫色彩的社会。洪武力图使他的国家保持静止不变，就像张涛描写的冬季一样，安静与静谧，自足与自乐。
可是，这样的状态持续不久，到了明代中期，王朝静谧的冬季——其实在这个时期已经有了骚动——开始让位于喧闹的春季。正如张涛所描述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为喧嚣狡诈的商业世界所代替：“出贾既多，土田不重”；“互相凌夺，各自张惶”。于是，社会分化，世风日下。明代晚期，王朝进入疯狂的夏季，商业资本空前活跃：“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牟。”追求利润与美德有了矛盾。在商业的喧闹声中，明王朝进入了它的秋季。在这个季节，明王朝继续向商业社会演变：“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贫富差距也来越大，社会只有金钱之上的观念。在这种状况之下，明王朝走到了它的尽头。
可能最让像张涛一样的儒家道德主义者最不能释怀的是在商业盛行的之下士大夫的行为。张涛惊奇的发现，在最上流的社会里，所有的东西都是钱——他从一件很细小的事情看出的。那是正统皇帝被俘前后请名人写祭文润笔银的问题：“在正统皇帝被俘之后，问价涨至五钱，甚至一两，对此，官员们皆视此价格变动如废黜皇帝一样的恐怖。”而张涛认为这是经济竞争引起的天下混乱。
随着商业的兴盛，张涛看到这个社会所有的社会关系都降低到了以金钱为核心的商业关系中，“金令”和“钱神”充斥着整个社会。社会的等级制度正在消失，而正德年间的社会风气的“自由开放”在张涛看来似乎就是道德传统开始腐败的时代。士大夫们也争相追逐“时尚”，对购买奢侈品越越来有了兴趣。他们有的还投身于这些事业上，而不管政府的禁令，只因为大量的财富。士大夫们是在商业兴盛的受益者，在拥有大量的财富后尽情的享乐，学识和美德处在金钱的阴霾下。总之，这个社会离儒家所理想的社会太远了，也离那个王朝的静谧的冬季太遥远了。商业社会下没有节制的欲望和人们的为了金钱而道德沦丧促使整个王朝的衰落。至少，张涛是这样认为的。
以农为本的儒家道德主义如张涛者估计是不能接受这样的社会的。他只看到了富人对穷人、贸易者对耕种者、利润对美德的痛心的掠夺。这使他无助，这与在他们的心中有牢固的社会理想，如王朝的开创者所描述的道家式的浪漫社会——其实这样的社会或许从来没有存在过——格格不入。当面对这样一个充满贪婪、金钱的社会时，他们只好怀着一份不舍的心情来怀念他们向往的似乎存在过的社会，或者是怀着愤慨的心情对现实社会进行抨击、表示不满——这就是消除他们困惑的方式，除此之外，他们只有无奈，张涛在结束他的那本地方志的时候，只是长叹一声“嗟夫”！这是无奈，亦是痛心，亦是哀怨。
（二）
纵乐：拥有财富的商人
困惑：商人们如何为社会、士绅阶层认同
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世宗教与商人精神》中阐述道：中国商人精神的形成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的影响，而有一种勤劳、节约的精神。明代的商人精神内涵真的如余英时先生所言的那样吗？在这里，我们的导游张涛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
余英时先生把明代的新道教、新禅宗和新儒家的共同提倡的勤劳、节俭的精神比附与欧洲宗教改革时所遵从的原则，认为当时中国商人的精神与欧洲的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着一致性。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妥帖的。中国不是一个全民信教的国度，宗教对中国人影响不大，中国人不太在乎宗教——这可以由不同的宗教在中国能够和平共存的事实得出。对中国人影响较大的是儒家，但是新儒家提倡的 “勤”在于学业修养。儒家致力构建的时一个四民各司其业的农业社会，它从来就不给于商人们任何的支持，换一种说法，它对商人的影响不会很大。
如我们导游所描述的，明代的人在成为真正的商人之后，生活作风辄大变，游荡妓院，广蓄奴婢，穷奢极侈， 竞相追逐所谓的社会时尚。 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风气日渐奢靡。
商人们是在纵乐，可这却是他们认为的跻身于士绅阶层的一种方式。他们购买一些奢侈品——特别是取得士绅阶层认可的，能代表一个有教养阶层文化的东西——来取得他们的身份认同。对贵重商品的共同消费，拉近了他们与士绅们的关系。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写道：阶级认同在消费中形成，而不是在生产中。商人们的行为，似乎与桑巴特观点的不谋而合了。他们还购买大量的土地——封建社会经济地位的象征——来提高自身的身份。他们把自己置身于旧有的身份家庭支配下，向他们学习文化的规则，继而爬越到那些他们羡慕的阶层。他们努力在效仿士绅阶层的生活，以取得他们对自己的认同感。不仅是效仿，他们还试图改变士绅阶层的文化认同——通过一本鉴赏奢侈商品的书，重新界定士绅的身份，尽管有点可笑，但它确实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我认为当时的中国商人即使形成了一个阶层，但是并未有一个在本阶层之间的认同感。儒家构造的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等级社会，并没有瓦解，它还是那样的深入人心——虽然商业社会下出现的开放，甚至僭越的行为——不曾改变。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致使商人们即使通过经营能够富甲一方，他们大多数想的不是如何继续经营这一份家业，而是想着怎样能够让自己的子孙能够进身到那令人尊崇的士绅阶层——因为在封建社会，经济实力从来没有变成判断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唯一尺寸。于是，他们都会把资本投入到子孙后代的教育事业中，期望能够通过科举跻身于士绅阶层，给整个家族带来荣耀，代代相效，世世积淀，成为名门望族。而这名声在他们看来确实比富豪好的多了。这样的趋向决定了晚明时期的社会转型难以获得根本性的突破。
总之，他们都在努力地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困惑:为了得到社会的认同，他们都放弃了有望在将来成为社会掌控阶级的机会，中国在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到底还是不能够产生资本主义，而是别的东西。
（三）
纵乐：我们
困惑：我们
商业使明代的社会沸腾喧闹起来，使人们不断地奔波，欲求不断地升级，使社会的禁忌彻底的颠覆。这样的社会与张涛理想中的完全不一样，在他看来，他那安静的长幼有序的纯朴的世界出现了变化，这些都引起了他的恐慌与不安。明代可以说是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至少在张涛的眼里是这样的：安静的世界——喧嚣的世界，这是对立的两级。于是，那个社会引起了他的困惑与反思。处在当代的我们，是否与明代的张涛有一样的疑惑呢？
在文章开始的时候，已经提到作者提笔写这本书的背景：当今社会与明代一样对我们而言同样是转型时期。经济取得大发展，物质文明越来越发达，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物欲主义在社会的盛行，个人主义异军突起，追逐功利的心越来越迫切。当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总是在问自己，在享受现代发达的文明时，我们应该坚持的是什么。当然，我们不能像用张涛一样的眼光看这个社会，即我们不能固守，我们只能前进:去适应这个社会。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社会，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找到我们的精神的依托之处。不要被纷繁的物质遮住了自己的心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给自己一个定位，走出属于我们时代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