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德育教材弊端表现和生成合理性的看法

涂军元

摘要：从学校场域、学生惯习、节庆文化的角度对《品德与生活》第一册的内容进行社会学层面上的分析，指出德育教材存在“同质性”、“进步性”、“虚伪性”等弊端性特征，再讨论这些“伪饰特征”存在背后的政治、话语霸权、文化传统根源等生成合理性的规约性因素。

关键词：品德与生活   政治  学校

一、 引语

 “学校是现代社会个人通过社会的必有之路。随着家庭功能的减弱，学校越来越成为对儿童进行有组织、有系统、有影响的社会化教育的主要途径”。[1]而“课程是现代社会儿童社会化的基本依据”。[2]故儿童德育实施（儿童道德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学校德育课程的编制和教授”。而“品德与生活”作为一种“以儿童的生活为基础，以培养品德良好、乐于探索、热爱生活的儿童为目标的活动型课程” [3] ，其内容的编制必然规限到学校德育工作的运行优劣。因此，下文将对《品德与生活》第一册进行内容分析，以示德育教材弊端之所在，并附加讨论其合理性所在。

二、 教材的内容分析——抽丝剥茧，以探究竟

“课程知识是社会控制的中介” [4]，德育课程亦可推演为“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中介”。“品德与生活”的内容编排便起着一种“规训儿童稚嫩不逊灵魂”的作用——“不仅控制他们的行为，而且控制他们现在的、将来的、可能的状况” [5]。

（一）学校场域的“登场”和学生惯习的“润饰”

1．我上学了——“遵守秩序才安全”

（1）背上了新书包，开始了新生活

当少不更事的孩童步入了学校场域后，原先家庭“无忧无虑、无所顾忌”的舒服自在氛围便“无奈”让位于“紧张有序、规则森严”的学校规训制度。儿童们自然就会感觉到集体规则的约束、教师的直接监督、学校生活奖惩体系的动力和压力。

（2）校园铃声，声声入耳

学校场域的形成运行，当然离不开与“学生惯习”的相互依赖、文化资本的生产消费。这里，笔者仅简单探讨下“学生惯习”的形成。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以“巴黎少年发监管所”的规章为例，说明了犯人一天均被严格要求限定在有一定范围的时间段内严肃认真地完成“起床→晨祷→劳动→进午餐→学习→休息→工作→晚餐→晚祷→脱衣就寝”等一系列的程序动作。监狱场域与犯人惯习之间的碰撞是如此的激烈，但也因此才能显示出国家无形的手之所在。安享太平的学校场域，学生自然不会受到犯人般的高强度的监控惩戒待遇，但是他们不安好动的肉体从此别被贴上了“不守纪律、表现不好”的标签。好孩子的肉体必须要在校铃划分的时间区间上“循规蹈矩”的过活。

 “集中注意力”与“玩耍打闹”被二元分立开来，孩童身上自然流动的生命状态空间被严格地切割在了不同的时间段里，这是违背生命初衷的，必然会引起学童初期的适应不良。但是学校规训的制度安排，会使得后来的大部分学生“成功得”服从指令和遵守规范。

（3）学校生活“真快乐”、“真开心”、“真有趣”——三味“真”火烧得旺

在教材对于“学校”的描述中，学校组织充满了欢乐、趣味等家里生活的味道。“‘家’与‘学校组织’两个不同的质被掺和在一起，叙述在将‘学校组织’家庭化的同时，亦将‘家’定位于学校组织中。即将‘家’——人在制度化生活中最后的逃遁之地拉入制度化的轨道之中，‘私’完全让位于‘公’”。[6]孩子们从此可以做到“大公无私”了。

（4）平安回家——善意的提醒？刻意的警戒？

从学校回到家，制度化的规范生活即将结束，但离校的路却预示着“危险不断”，前方总是充斥着不确定性和不安定性，还是学校的日子好过！

2．我的一天——在外争优，在家要乖

教材第三单元“我的一天”，分为“和钟姐姐教朋友”（我有良好的作息制度）、“我很整洁”、“我会好好吃”、“我自己会整理”、“看我多精神”等五个部分，宣授了“好孩子要爱清洁、讲卫生、懂文明、懂科学”的理念。学校里的好学生，当然也必须是家里的好孩子和社会的好公民。前台的出色表演的“追求”，自然也会要求后台要做好整饰修理工作。学生争优鄙劣、遵规守纪的惯习的持守，除了学校场域的“时刻洗练”外，还需要非学校场域同质性规训的“步步紧跟”。

（二）节庆文化——文化搭台，政治唱戏

“所谓节庆,是指围绕各类节日而形成的文化习俗及其他所开展的相关纪念、庆祝等活动的总称。” [7]教材二、四单元分别介绍描述了国庆节、元旦、春节等三个节日，这种“出场顺序”亦显示了编者的良苦用心——国家、现代（国际）、传统在当今中共政治格局中话语引用的仰仗顺位。对节庆文化的渲染，必然征示着政局维稳的新动向。

1．国庆节——祖国妈妈在我心中

“对于小学一年级的儿童来说，国家还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观念。为了让儿童对自己的国家有初步的认识，我们以国庆为切入点”。（[8] 课程教材研究所，综合文科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品德与生活第一册教师教学用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30-31.）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孩子幼年所接触经历的情境事物对其后来人生发展有着深远而不可磨灭的影响。鉴于此，国家便借助于教材不断地“指涉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9]，通过这种不断地嵌入教育体系，展开运作和为自己正名。宏大叙事下的国家统制正当性、民族共同体意识以“热闹欢愉”的节日为切入点，化为孩童心中一点一滴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2．元旦节——寰宇共欢腾，世界同迎新

元旦节是少数几个在小学校园环境中，学生参与其中的节日。学生往往以打扫装扮教室、互赠贺卡 、举办节庆晚会等方式等来过节。这期间，学生感受到校园生活的丰富多彩，对未来的“新生活”充满期待。元旦当初正式在中国节日谱系中被予以制度确认，是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完成的。这就征兆着国家政体寻求统治正当性的关键一步是“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

3．春节——传统的复归，姜还是老的辣

在中国的社会图景中，一个明显的趋向是“传统文化的复兴”。教材中，对春节、中秋、端午等传统节日描述的内容也逐渐加大和描述的方式亦趋于精致。传统节庆文化的隆重运行，当然是可以起到（“培养文明风尚”）塑造儿童礼节礼貌意识、“愉悦人们精神生活”、“培养民众共同体意识”等作用的，但“古为今用”的背后，却发出了一个信号：中共治世的方略不再局限于从单一的马列理论范式吸收营养，而是开始注重“海纳百川”，尤其是从训理中国千年之久的传统治理文化中吸收精华，以求长治久安。

三、 德育课程的“反思”和“正思”

通过以上对于教材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德育教材内蕴着“同质性”、“进步性（文明性）”、“虚伪性”等特征。可问题是“问题早就出现，但迟迟未有明显改观”，其中蹊跷引发我们深究。

（一）同质性——人人争当好孩子

“德育课程具有整合功能的机制在于它能起到道德同质化的作用”。[10]在教材中，充斥着好学生或好孩子的大量“标准信息”，诸如整齐、整洁、认真、听话等。如同应星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指出的那样，移民精英借助符号暴力来实现对普通移民的动员，使精英逻辑得以贯穿在整个的上访过程中。那么，学校则借助于“好孩子”标签等符号暴力的方式，完成了对学生的动员，使得国家精英统治的逻辑得以贯穿在整个的学习过程中。

（二）进步性——文明霸权主义

教材中，“新生活”、“新朋友”等话语在孩童的幼小的心中植入了“凡是新的，必然都是好的”的理念。脏、乱、病等字语，是与“差”并列的，被视为“落后者”的表现。不求上进（不求进步）是教师较为严厉的对学生批评的词汇。德育教材一味的“喜新厌旧”，只会催生孩子无端的积极进步观念。这会导致他“在某种程度上，无法与各阶层人和各类人对话” [11]，野性的情愫遭到剔除，人类自此失去了探寻另一种方式的可能性。从科技哲学的角度来看，文明只是一种现代语境下的范式，“不文明”是文明的持有者对于“传统”范式的污蔑，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说穿了，“‘进步的假定’也只是对现代或自我的辩护，因为辩护者总是活在现代的”。

（三）虚伪性——虎狼社会中的“小绵羊”

教材“内容来源于儿童的现实生活，取材多是儿童的生活照片，校园卡通片及儿童生活中直接故事” [12]，生活气息浓厚，较好地实践了“生活德育论”的主张。但是，教材却未传授生存技巧，“无视或掩蔽事实真相(社会有一整套潜规则)” [13]。这就导致学校体制规训下的学生“温顺听话”，很容易受到功利现实社会的“残酷打击”。羊入虎口，其况惨矣！

（四） 正思：不合理性背后的合理性——抓住无形的手，其实“役你在心口难开”

对于德育教材的“反思批判”集中于其“规训性”、“现代性”、“悬空性”等特点的讨论。但是，批判者们“声嘶力竭、火力凶猛”，大有推倒一切、重建大厦之势，而教材的编制者们及背后的政府决策者们却“不闻不理、不紧不慢、我行依旧”。这就启发我们深入思考，教材编制背后的奥妙在哪？

1.政治要牢靠，稳定压倒一切

在中国思索一切问题，都需要联系到政治。德育教材当然也不例外，它应为政治意识形态灌输内化的重要媒介。德育信息坚持规范性、纯粹性，缘于统治阶级要“把社会道德体系中带有普遍性、共同性的成分纳入德育课程，从而赋予其合法性、科学性，便对社会道德定向、指导、规范的作用”。[14]社会便可道德同一，从而可以稳定和谐发展。

2.凡是现代的，都是合理的

德育教材现代性的“执着坚守”，则可以从当代中国盲目亦步亦趋于西方现代文明中寻求肇端。现代的合理性是普遍成立的，而现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由中共领导的，其政治正当性和合理性不言自明。可中国“当前文明的发展被化减为一种技术的发育，无论是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实力，都完全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理解”[15],即中国现今文明的演进仅从模仿西方理性化程序技术中吸取营养，却忽视了不同文明的兼容问题和对传统文明的包容问题。中国在现代化的路已经越走越远，但很可能也是“越走越偏”。

3.陷阱无时不在

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般的陷阱，自古已然，近可追溯至朱学勤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尖锐描述，“毛泽东时代的特权阶层对私有财产的无偿掠夺，对社会公共财富的无偿占有，以及对不同意见的政治高压，都是这一体制在早期就已经产生的不公正，只是被毛泽东平均主义的虚幻意识形态所遮蔽。”时至今日，德育教材“顾左右而言他”，学校对外部世界的隔空和悬置，仍未有明显改善，这基缘于学校为国家培养“顺民”的思路未有改变。国家需要有能力的子民，但更需要的是有能力但又听话的子民。

总之，德育教材“规训民众”、“现代至上”、“隐饰现实”等特质的承续根源于中国社会政治神经的时刻紧绷、世界科学话语的当阳称尊、本土文化治术的潜伏深流。人不换、尚不止、妆不卸，德育教材自然“风依旧”。

参考文献

[1]孙立平，等.《社会学导论》[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64.

[2] [4] [10] [14]吴永军.《课程社会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33，138,138.

[3] [12]邓绍宽. 小学《品德与生活》课程特点及教学建议[J]. 德阳教育学院学报，2003，（17）：85.

[5] [9]福柯.《规训与惩罚》[M].三联书店，2003：4，10-11.

[6]刘云杉.《学校生活社会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7.

[7] 肖剑忠.节庆的文化功能与现实隐忧[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5）：118.

[8] 课程教材研究所，综合文科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品德与生活第一册教师教学用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30-31

[11] [13]易东平. 救人救己与害人害己[D]. 南京师范大学，2004：70，10.

 [15]应星.《大河村民上访的故事》[D].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