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翻译与文化渗透
摘要：当前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发展，然而我国的传统优秀文化却有逐渐为外国文化所取代的趋势。鉴于翻译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所起到的作用，本文旨在借助翻译理论及方法的功能，从后殖民主义角度考察新的翻译理论及方法对我国文化的传播和为世界展示真正中国传统所能做出的贡献。希望能将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有针对性地用于解决当下中国文化与欧美强势文化之间的不平衡现象。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我国学者也应该借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上升的态势，大力探索新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式，为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贡献出一份力量。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翻译；文化霸权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ew millennium,
Key words: post-colonialism; translation; cultural hegemony
一、后殖民主义与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重大的发展，然而中国的文化却未能如经济一样在世界上发挥出与中国经济相对应的作用。在今天的中国，各种欧美文化产品充斥市场，而且，暂不论这些产品本身品位高低，总有些国人借着这些舶来品来显示自己有多么的入时，或者以他们来炫耀自己的个人品味和社会地位。更为可悲的是，某些外国货本身在质量等方面其实并不如中国自己制造的商品好，可某些人就是一味的追求洋品牌，认为国产货根本比不上外国货。这一点，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身上愈发明显。这种崇洋媚外的心理，归根结底就是国外强势文化入侵中国文化的结果，是一种文化霸权在中国的产物。
在今天，说到文化霸权，我们必然会联想到另一个意义更深刻，指涉范围更宽广的词，即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自其诞生起，就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尤其是对于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而言，后殖民主义一词更是与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后殖民主义研究与文化之间的联系，犹如殖民主义与武力侵略之间的关系一样，两者密不可分。诚如丛郁所指出的那样：“后殖民主义所呈现的是一种温文而雅的‘绅士风范’”，是“战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落后’民族和国家所实行的一种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政策”。[1]
可是，有学者就提出疑问：由于中国大陆从未沦为真正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那么后殖民主义研究对于中国还有适用性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使用了道格拉斯·罗宾逊在其著作《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的解释》一书中对后殖民理论研究所做出的分类。他认为后殖民研究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欧洲殖民地统治结束之后，在20世纪下半页殖民地怎样适应、抵抗和超越殖民主义的文化残余，因此，后殖民指殖民主义结束以后的文化状态；二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开始之后，从16世纪到现在殖民地怎样适应、反抗和超越殖民主义文化，因此，后殖民指殖民主义开始之后的文化状态；三是研究20世纪末期所有的国家、社会和民族之间的文化权利关系，主要指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随意歪曲误读，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反应、冲突和抵抗，因此，后殖民也包含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的权力关系。[2]从罗宾逊对后殖民研究所做的分类中我们可以看出：“广义的后殖民定性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使后殖民理论的适用扩展到所有与帝国主义殖民者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3]中国虽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但是从20世纪末以来中国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与文化权力关系来看，中国完全可以成为后殖民研究的适用对象。
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看后殖民理论话语对中国文化在获得世界认同及与西方文化进行同等对话方面所具有的指导实践作用。根据后殖民理论，对于西方人而言，在他们的意识里，西方一直是世界的中心，不管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学、艺术，欧洲永远都是处于高高在上的“自我”地位，一切都必须以西方的样式为模板。而东方的文化一直是被西方人视为猎奇的对象。东方文化在西方人的意识里并不具有真正 “文化”一词本身所包含的完整的意义。与西方相比，东方永远处于 “他者”的边缘地位。如同赛义德所指出的那样， “东方主义”中所指的东方与真实存在的东方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概念，而只“是······一种幻觉，是帝国主义文化殖民的一种典型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 东方主义表现了西方的一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话语霸权, 是西方帝国在军事和经济之外的文化殖民的话语表征。”[4]
今天的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是我国的文化却未能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出与本国经济相一致的作用。反而是欧美等西方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中国很多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交锋过程中都处于下风。比如，中国传统的“七夕”节也被称为“乞巧节”，“七夕”节最普遍的活动就是妇女们要进行各种乞巧的活动，如姑娘们穿针引线验巧，做些小物品赛巧，摆上些瓜果乞巧等，以此来向异性展示自己的灵巧而获得爱情。而且各地的风俗不同，乞巧的活动也各不相同。但是，看看现在的“七夕”，中国还有多少女孩会组织参加这些活动？甚至还有多少人知道“七夕”还有乞巧的习俗？倒是在每年的
后殖民翻译，主要就是对后殖民理论中的文化和权力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其中暗藏的二元对立，在此基础上翻译理论家提出新的翻译策略，并将之用于翻译实践，达到解构西方文化的中心地位，消除东方在西方世界的 “他者”地位，使东方能与西方进行平等的文化交流。
对于后殖民主义翻译的诸位理论家，在此不一一详细介绍，只是想通过他们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对后殖民翻译与文化的相互作用进行探讨。
关于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应该是目前适用范围最广，也是最为我们所熟知的一种。韦努蒂指出自17世纪以来，英美的翻译都是“流畅翻译”和“透明翻译”，译者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按照英美读者的阅读口味，擅自将原文本中大量的异域文化和陌生文化进行删除或误译，典型的例子就是庞德对中国某些古诗的错译。译者的这种主观行为就是一种文化侵略，其结果是弱势文化中的许多优秀因素在英语译文，或者说在强势文化国家里变成了另类，奇怪，野蛮，低俗的代名词，这些优秀成分因此得不到西方人的认同，甚至由于强势文化的入侵和西方主流评论的攻击，这些优秀的文化在本土环境里也逐渐趋于衰落，以至于灭亡。这样看来，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着实是保存弱势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和让西方正确认识真正东方文化的一种重要手段。现在广泛采用的关于中国的某些特定文化词的翻译，就是采取的异化策略，如阴阳（yingyang）、豆腐（toufu）、纸老虎（paper tiger）等。对于将外国文化进行中文翻译，后殖民翻译理论所提倡的就是采取归化的策略，比如有人提议将godfather译为“干爹”，将godson译为“干儿子”，将peerage译为“缙绅录”等。
尼南贾娜提倡以“重译”来再现文化身份的“民族性”，以此彻底根除殖民主义的残余，认为落后民族必须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民族性的精华。在西方的关于我国作品的译作中，能比较准确的传达中国文化的作品里，主要还是前两个世纪的作品，但其中还是充满了非理性的无知的误译和对原文大量的删减。因此，重译的翻译策略对于我国的翻译工作者和大量的爱国知识分子而言，都是一种极好的手段。我国的译者现在应该承担起向国外传播真正的中华文化的重担，积极利用好这些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家的某些策略，以达到向世界其他各国展现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精髓的目的。
霍米·巴巴的“杂合”翻译理论也是后殖民语境中反击强势文化的一种有效手段。 “杂合”理论的产物就是 “一种介于本民族语言和殖民者语言之间的中间语言” [5]当然，“杂合”文本之得到承认与认可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如果我们的翻译理论家和实践家能切实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找到一块融合点，使西为中用，中西结合，这样必能形成一种共赢的局面：经过 “杂合”处理的文本能借助强势文化业已形成的庞大文化市场而拥有更大的受众群体，也能引起强势文化的集体反思，另外，西方也能吸收“杂合”文本中的优秀的、与时俱进的文化因素，从而能在国际上更好的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鉴于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这对于当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是必要的。在近一两年，一些网络词汇的英译更是有意思，如：给力（geliable）、偷菜（vegeteal）、动车（don’t train）等等，他们融合了中文的发音和英语单词的拼写或词形，将我国的某些特殊文化以符合英语构词法的词汇表达出来。这样就减少了汉语拼音中的某些发音给欧美人造成的发音障碍，而且特殊的单词拼写也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引起他们的关注。我觉得这种译法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三、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后殖民翻译理论及方法虽然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各学者希望能借助他们的理论与方法，消解西方或欧洲的文化霸权地位，消解传统的西方对东方的绝对话语权力，恢复各国文化的健康传播。后殖民主义理论阐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此起彼伏的权力消解和转换， 揭示硬权力与软权力之间的话语斗争模式, 其关于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文化霸权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与阐释焦虑等问题的阐述可以为我国翻译研究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丛郁: 《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文学批评——关于若干后殖民批评语汇的思考》, 载《当代外国文学》1995年第1 期。
[2].Robinson, D. 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M].
[3],[ 5].李丽娟。后殖民主义与翻译对中国的文化渗透[J]。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5月
[4].丰林，后殖民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