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志怪”小说《促织》与《变形记》的对比阅读
华体体育（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语文组 黄卓
【内容摘要】高中语文课本中的两篇小说《促织》与《变形记》虽然时隔遥远，地处东西，风格迥异， 但是它们同属变形母题，都有作者的自伤自哀、讥讽社会的浓厚色彩，很有进行比较研究的价值。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中国文言志怪小说的最高峰，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被公认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本文从美学特征、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主题思想与创作动机、艺术特征等方面对两篇作品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促织》和《变形记》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变形记》 《促织》 对比
《促织》是清康雍年间文人蒲松龄（1640--1715）的一篇文言短篇小说，叙述明宣德年间皇帝喜欢斗蟋蟀之戏，故从地方征取，华阴县老童生成名因“为人木讷”，被狡猾的县吏报为里正（负责收缴蟋蟀），他为人老实胆小，不敢科敛别人（只得自己垫钱收购），故不到一年家产赔尽，而仍不能满足上面的索求，无计可施，忧闷欲死。在妻子建议下，早出晚归，寻找蟋蟀，却一无所获。十天之内，连遭杖责，两腿脓血流离，却又无计可施，惟思自尽。正当其时，村里来一驼背巫师，为其画图指点，遂得捕一上等蟋蟀，夫妻欣喜若狂，然蟋蟀在成名九岁的儿子偷看时跃出，成子急捉时不慎将其压死，儿子吓得投井自杀。万幸的是被救后半夜复苏，惟变得痴呆。成名一夜未曾合眼，清晨捕得一个小蟋蟀，嫌其小而弃之，虫却主动落于袖间，成名遂纳之，与佳虫斗，得胜。呈上，在宫中无敌手，且能听音而舞。皇上大悦，赏巡抚，巡抚又给县令以好处，成名也因此得免役事，还当了秀才。一年后，成子精神复苏，“自言化为促织，轻捷善斗，今始苏耳。”成家此后“不数岁，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躐各千记。”《变形记》是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发表于1912年的一篇德语中篇小说，叙述了商品推销员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变成甲虫，最终在众人的厌恶中死去的“故事”。
两篇杰作时违相隔二百年，地隔数万里，自然有很大的不同，然在“变形”母题涵盖之下，思想情感、美学特征、艺术手法等皆有异中有同，研究领域相当广阔。
一、共同的美学特征：含着眼泪的笑
无疑地，细读两篇小说，我们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两个故事的共同审美底蕴是悲剧性的，是含泪之笑。
《促织》的悲剧实质并不会被其光明的尾巴所掩盖，只要那种社会制度存在，就必然会有“好促织之戏”的皇上和媚上欺下的层层官吏，而成名那种“为人木讷”，没有功名的穷书生以及更多的穷苦人就很难逃脱家破财散的厄运。因此，成名一家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很容易戳开作者在结尾制造的因祸得福的肥皂泡，这个肥皂泡式的结局并不能给读者带来真正的安慰，因为它难以令人信服。
《变形记》的美学意蕴更耐人寻味。粗看之，《变形记》中并无激烈显明的善恶对比和冲突，因而格里高尔的死给读者感情上的撞击并不剧烈，至多叹息一声而已；但是，假如我们仅仅以“述异”之眼光，将《变形记》看成一件荒诞的趣闻，那就对不起作者，也可惜了这篇杰作。事实上，格里高尔是一个善良的人，在公司里，他是一个忠诚的职员，五年里未休过一天假，未迟到过一次，变形后的第一天早晨，“他今天早晨只占用公司一个多小时，不是就给良心折磨的几乎要发疯了吗？”在家庭里，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慈仁的兄长，为了养活一家人，他勤奋工作，甚至生病、受伤也不进医院，就连终身大事也没有一点眉目。“他心里还有个秘密的计划，想让她（妹妹）明年进音乐学院。她跟他不一般，爱好音乐，小提琴拉得很动人。进音乐学院费用当然不会小，这笔钱一定得另行设法筹措”，他还“准备在圣诞节以应有的庄严的态度来正式宣布这事”。在经济方面，他连每月留下的几个零用钱也都交给了父母。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尽责、安分守己，为他人而甘愿牺牲自我的老实人，因为自己不能预料，不能抵抗的突然而至的灾难，变成了公司的弃员、家庭的拖累。虽然他“被自我谴责和忧虑折磨着”，“他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然而家里人却认为他就是“我们一切不幸的根源”，必欲置之死地。
小说通篇在格里高尔善良的思想（幻想）与丑恶的样子（对应着家人与日俱增的厌恶、憎恨）这二者之间进行。即：他有人的感情和思维，却不能使别人认识和感觉到他是人；他想安抚求告秘书主任，却吓跑了主任；他想使父亲息怒，便甘冒生命的危险以致真的丢了性命。或许我们会失笑于他的逆来顺受表现为甲虫的张牙舞爪，这表面看是滑稽可笑的，但是，当我们看到他至死无憾的善意却导致他悲惨的死亡结局时，我们岂能不为之一掬同情之泪？格里高尔的悲剧特征在于本性的善良与环境的冷酷之间、工作的努力与命运的不幸之间的反差。
通过以上阐述，我们不难发现卡夫卡和蒲松龄作品中的一些相似的因素。
二、相似的情感：哀怨
两篇小说都以小人物为主人公，主人公都正直、善良、怯懦，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作品中渗透着浓郁的伤感。一个疑问是：作者笔下的主人公与作者是否有某种关系呢？答案是肯定的。
蒲松龄是个才子，十几岁中秀才，连中县府道第一，但以后却始终名落孙山，终生困窘，直到71岁上才援例作了贡生。在他的笔下，很多书生会轻而易举的得到美女和爱情，一段波折之后，结局大多是书生功名成就，人旺家兴，一派繁盛景象。
文学作品往往是作者自己幻想的外化，是作者潜意识的表现。从蒲松龄本人的经历来看，几十年中，“屡败屡战”，始终未放弃科举这一条路，然而终究是失败者。对于他来说，只认识到“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令人愤气填胸”（《与韩刺史樾依书》），而终不能跳出捉弄了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终身的科举牢笼，故而可能就把不能实现的理想寄托于笔下的人物身上，让他们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达到情绪上的平衡。他自己在《聊斋自志》中说《聊斋》是“孤愤之书”，为《聊斋自志》作了校勘、整理和最后审定工作的同代人余集在《聊斋自志》的序中也说“神天灵物，琦讳诡谲，以泄愤懑，抒写愁思”，可见我们对其创作动机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根据传记资料，卡夫卡的父亲强悍能干、固执己见又脾气暴躁，对寄予厚望的儿子百般挑剔，母亲软弱胆小，卡夫卡是家中长子，善良、温顺、柔弱，有3个妹妹，他自己终身未娶。这与《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情形极其相似。又据传记资料，卡夫卡与父亲的思想性格上的冲突持续了几十年。在1914年的《致双亲》的家信和5年后的《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都明显的表达了自己对君主式的家长制度作风的不满。写于1912年的小说《判决》就写的是温顺善良的儿子面对百般挑剔的父亲、软弱的母亲和冷漠的妹妹，虽对父母怀有深深的爱，终因心理压力过大而跳河自杀。研究者认为，这篇小说实际上是作者家境和心境的反映。联系这些背景，我们自然的联想到了《变形记》中温顺柔弱的儿子与粗暴专横的父亲：“他知道从自己新生活的第一天起，父亲就主张对他采用严厉措施的”，对于温和型的人来说，专制粗暴最容易伤害他的心灵。另外，据传记资料，卡夫卡在1908至1922年一直在半官方的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任职，但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有这样的想法：“要不是我为了二老总是那么谨小慎微，我早就给他写辞职书了，那时我就回到老板面前去，把肚子里的气出个痛快。”这之间，不能视为纯属偶然吧？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仕途通达、左右逢源的作家会像蒲松龄那样去表现孤愤；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生活美满、家庭幸福的作家会像卡夫卡那样去描写孤独。可以说，两篇小说的主人公均寄寓着作者的身世与思想情感，主人公的遭际弥漫着作者的自怜自伤。
三、同属“变形”题材，主题思想与创作动机差异较大
变形，在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故可视为一种“母题”，包括人变为异类和异类变为人。我国古代原本就有“庄周梦蝶”的寓言，借以比喻摆脱了躯壳束缚的性灵多么逍遥自在；也有“薛伟化鱼”的山海经，借荒唐不经的奇谈，发扬轮回托生的禅理；还有民间文学中殉情夫妻双双变为比翼鸟的传说（典型的如梁祝故事），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国民间传说中人变为异类的非常之多，但小说中则较为少见。在魏晋至唐的文言小说中，我只看到六朝人张俨的一篇《太古蚕马记》，叙一女子思念征戍在外的父亲，对家中雄马说如能令父女见面，当以身相许。不料此马真的偿了女子心愿。但父女二人不仅不兑现许诺反以箭射杀。后，马皮卷女飞到一棵桑树上，马和女子变为蚕。作者说这是蚕的来历。虽然该故事荒诞不经，但却体现着中国变形文学母题的重要特征---即人之变形是在某种情势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换言之，是为达到某种道德情感上的实现或平衡而变异的，它体现了人民的一种浪漫主义思维。众所周知，《聊斋志异》代表中国文言系统小说中志怪小说之最高成就，具备了志怪小说的几乎所有特点。故《促织》中成名之子化为促织自不难理解——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促织》的变异仍是中国传统的魂灵变异，这是建立在相信灵魂不灭和超转轮回因果报应思想观照下的变形，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可以说，小说无此情节，则平淡无奇，正是由于这一变异之笔，才撼动了读者的心弦。
格里高尔的变形与成名之子的变形有何不同？首先，格的变形是外形变了，但思想意识情感仍然正常，而成名之子身体虽在，魂灵却离身而去。其次，成名之子的变是“自愿”的，是为挽救全家性命弥补自己的过失而自觉为之的，而格的变是非自觉的，一觉醒来，已“面目全非”矣，尽管作了种种恢复人形的努力，却终于成了“非人”，格的变形恰似一场荒唐的噩梦，而成子噩梦醒来又恢复为正常的人。
再次，两位作者在处理变形母题时，创作目的、艺术手法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是值得探讨的。
关于促织的创作用意，我们可以小说末尾的一段论赞语窥知：异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之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其至此哉！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
这是比较明白的表白，我们可析之为两点：
1.指出造成成名一家悲剧的原因是天子的“偶用一物”以及贪官虐吏的趋奉，因而劝天子行事“不可忽也”。
2.概叹成名终于“以促织富，裘马扬扬”是天意，而抚臣、令尹并因促织得到好处，正应了“一人飞升，仙及鸡犬”这句话。
第一点，作者说的比较婉转，但目光还是尖锐的，第二点，很象是无可奈何、意气消沉的怅叹，隐约透露了哀怜自己命运多舛的迹象。
不管是创作主题，还是思想意义，在这篇小说中都是比较单一而明确的，那就是通过叙述一件奇异之事，寓劝戒之义而已（也有论者认为婉转地批判了科举制度），功利色彩浓厚。
同样是一篇变形小说，《变形记》带给人的思考就丰富复杂得多，远非《促织》所能比。研究卡夫卡的工作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至今，越来越热，并形成了一门“卡夫卡学”，专著和论文成千上万，人们从各个角度，运用诸如精神分析学、神谕学、社会学、实证论、现象学、“新批评”等等方法，研究卡夫卡的作品，但没有谁成为权威的结论者。这本身已表明，作为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表现主义的主要作家，其作品是如何的引人如胜，又如何的自具多层面、多视角的内涵了。时至今日，关于《变形记》的主题仍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有人认为《变形记》的主题是表现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人失去自我就处于绝境；也有人认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无利于人，他的消失使家人走向新生活——存在就是合理，生活规律是无情的；还有人认为作品表现了小人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忧郁感、困惑感、灾难感和独孤感；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变形记》揭示了“异化”现象：劳动对劳动者身心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
笔者认为，《变形记》表现了作者对现实世界的绝望，他通过格里高尔的遭遇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生活是不稳定的，没有出路的，人是不自由的，人的生命脆弱不可靠、不确定。世界本身是荒谬不合逻辑的，人承受着某种无形力量的压迫和奴役，处于恐怖或痛苦的状态，恶的力量是巨大的，不可能战胜的，而善则只能被压制在恶的躯壳之下，尽管悲剧的主人公作出种种努力，却避免不了失败的结局。甚至，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善意的举动却成了甲虫的张牙舞爪，吓跑了房客，惹怒了父亲，从而被认为是“一切不幸的根源”，连一直怜悯他的妹妹都下决心“一定要把他弄走”，格里高尔终于在众人的厌恶中绝食而死。这里，有一个悖论——格里高尔愈是挣扎，愈是迅速走向绝境，那么，作者的悲观意识是不言自明的了。许多研究者认为，卡夫卡一直在以异样的眼光看待这个恐怖、荒诞的世界，他用文字试图抵抗，但不是如《城堡》中K一样永远无法走进城堡，就像《判决》中的主人公只是凭着父亲的一句随随便便的判决便投河自杀。在给好朋友马克斯·布洛德的遗言中，叫朋友把自己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文字一点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毁，这不正是他对这个世界的绝望的另一有力的证据吗？
四、叙事与表现——艺术特征之比较
《促织》开篇先简叙时代、人物，接下来叙述事件的发展过程，笔墨主要花在写寻虫-失虫-得虫-贡虫之事上，线索清晰，悬念迭起，引人入胜。作者善于构造故事，在短短1400多字里，设置了6次悬念，事情发生了7次变化，波澜丛生，读来乍喜乍忧，且哀且怒，有足够的阅读滋味。作品继承了文言传奇小说的特点，又有许多创新，与魏晋笔记小说和唐传奇相比，《促织》人物多，如华阴令、市中游侠儿、奸猾的县乡小吏，成名及妻儿、驼背巫婆等，且各有刻画，或以言写人，或以情貌写人，均能在寥寥几笔中各见其神态，如：“村中少年好事者，驯养一虫，自名‘蟹壳青’，日与子弟角，无不胜。欲居之以为利，而高其直，亦无售者。径造庐访成，视成所蓄，掩口胡卢而笑。”“掩口胡卢而笑”仅仅6字，便将“少年好事者”的自骄心理表现无余。传统的传奇小说大多只注重叙事而缺少描写，而作者写促织之行动，写促织之形态、神气都简洁而传神，特别是儿子失手后全家几口各自的表现及成子变成的促织的聪敏善斗，写的尤为令人叹绝。除了传神的人物描写，也很善于描写环境，营造氛围，典型的如写驼背巫婆占卜场面：“成妻具资诣问。见红女白婆，填塞门户。入其舍，则密室垂帘，帘外设香几。问者爇香于鼎，再拜。巫从旁望空代祝，唇吻翕辟，不知何词。各各竦立以听。”既写出了占卜场面的神秘庄重，也用侧面烘托法表现神巫的神秘莫测。最有异于传统传奇小说的是，《促织》正文之后有一段《史记》式的“异史氏曰”论赞之词。“异史氏曰”的用意有二，一是抒发情感，二是以此形式证明自己所写属实，因为古代主流文化对虚构几乎是嗤之以鼻的。总体来看，《促织》既有传统传奇文学的浪漫主义风格，更有《史记》式的现实主义风格，在艺术上达到了文言传奇小说的高峰。
《变形记》的艺术手法，给我的突出印象有三点：
一是使离奇的情节具有表面的真实性，给荒诞的内容披上平淡无奇的外衣，使缺乏现实根据的事件显得比生活的真情实境更为现实。如人变为甲虫应说是再荒诞不过的事了，可是经过对格里高尔变形后的行为与意识的现实主义的描写，却变得“弄假成真”，叫人不能不承认这是真的。
二是意识活动描写自然流畅、层次丰富。格里高尔的形体变了，嗓音变了，但他的意识情感却与常人无二。而且继续是格里高尔应有的思想情感，他的理智一直是清晰的，思维是有逻辑的。他起床后发现自己变了：“格里高尔的眼睛接着又向窗子望去，天空很阴暗——可以听到雨点敲打在窗槛上的声音——他的心情也因此变得忧郁了，要是再睡一会儿把这一切烦恼都忘得干干净净，那该多好，他想”。 当他感到腰痛时,自然地想到了累人的推销员工作,当他想着辞职还债、轻松之时，闹钟的嗒嗒声重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又担心自己将赶不上上班，因而会挨训 …… 在仅仅“起床”这一动作的系联下，有两套河水在交替流淌着，一条是主人公心灵上的挣扎，属于意识层；另一条是由意识引发的滑向自由联想、幻想的潜意识、意识混合层。这两条河交混在一起，在5000余字中约花了4000字左右。后来，随着格里高尔“非人化”的加剧，作者给予其意识的笔墨相对少了些，但却相当讲究，与其处境一致。作者除了写他惯有的为家人操心的心理活动外，还恰当描述格里高尔在看到家人表情、听到家人说话、看到家庭变化时的种种反应，当然这些心理描写都是在极自然的状态下，变动着的丰富而真实的心理变化，极为耐人寻味。
三是作者善于营造气氛。他突破了西方现实主义经典作家惯用的静态的长篇大论式的环境描写模式，而通过对人物的心理、言行和景物的描写，共同渲染出一幅阴郁孤独、烦躁不安、绝望的浓厚气氛。小说中多次提到“他们的关系中缺少了先前那种活跃的气氛”，父亲要固执的等待母亲和妹妹搀扶着才肯起来睡觉，“连在家里也一定要穿上那件制服”，妹妹“新近脾气还特别暴躁，这也不知怎的传染给了全家人”，格里高尔“倘若他不知道自己住在夏洛蒂街，虽然僻静，不过还是在市区里，他真要以为自己的窗子外面是灰色的天空与灰色的土地浑然成为一体的荒谬世界了。”在小说中的若干日子里不论昼夜，我们始终只处于格里高尔那个封闭孤寂的家中……卡夫卡把格里高尔的悲剧置于生活环境之中，以图证明：恐怖、可怕的东西潜伏着、隐匿于普通的日常生活的深处，永远存在其中，只是伺机觊觎人们。固定不变的生活对于人来说是无法变更和敌对的，人缺乏影响它的手段和可能性。
通过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促织》重在叙事，《变形记》重在表现（人物心理）；《促织》大框架真实，而细节中则有较多的怪诞成分；而《变形记》大框架荒唐，细节逼真；可以说，《促织》尚处于叙述故事这一层次——即小说的初级层次，作者甚至于还站出来直接发表议论，模拟史传的痕迹很明显；而《变形记》已超越了传统小说讲故事——写人物——写典型性格的发展模式，进入剖析深层心理的高级阶段，作者从来没有露面，是典型的表现主义作品。
参考文献
1.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1991年4月第四次印刷。
2.（英）尼古拉斯·默里著、郑海娟译《卡夫卡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8月出版。
3. 叶廷芳编，《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 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