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春华：从社会传统的视角看明治维新和中国维新变法的差异

 

 

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西人用火炮打碎了中国的藩篱。而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疆域和主权在一点点的被蚕食，就像一个古老而精致的青花瓷，出现了裂痕，在慢慢的破碎;而悠悠二千年岁月文化铸成的中国自我形象也在破碎，严重的民族危机出现。

而也是在上个世纪的中叶，美英也用炮舰轰开了日本的国门，国家部分主权丧失，与侵略者签订了一些屈辱的条约，成了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商品的倾销地，人民日益贫困，严重的民族危机出现。

为挽救民族危机，振兴本民族，中国和日本的人民都积极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在不断的探索，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而在中国，十九世纪末的维新变法便是中国人的尝试之一。在日本，明治维新也是就是日本的人的一次尝试。

但是历史似乎一直是冷峻的，事实是中国的维新变法仅仅只是把并不深刻的足迹留在了在历史上，并没有如他们预期理想的那样，能够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在日本的明治维新却着实不同，他们通过变革使国家免于沦为殖民地，走上了独立的发展道路，并且雄心勃勃的要赶追西方的强国。

可以说中日两国进行的维新变法，目的大致上是一样的，因为引发两国危机的外在原因大概一致，可是为什么两国有如此不一样的结果，这个问题不是什么新鲜的命题，前人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而且硕果颇丰，本人参考前人研究的结果和结合本人的思考，拟从两国不同的社会传统看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的维新变法这两者的差异，探究这些差异是怎样导致了两国变法的不同后果。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同处于亚洲的东部。古代，日本曾经作为中华帝国的附属国而存在，简单的说中国与日本曾经的关系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自然的，古代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强于日本，政治制度、经济、文化都高度发达，而当时的日本只能以谦卑的姿态向他们眼中的伟大的中华帝国学习。同样处于封建社会，同样遵从儒家思想，所以中日两国的社会传统差别应该不是太大。但是这只是一般的推测而已，其实中日两国的社会传统是有一定的差异的。退一步来说，即使中日两国的社会传统差别不太，可是毕竟有差别，要命的是，正是因为这些差别导致了两国变法的殊途。

社会传统的差别，姑且不管大家的解释，在此仅阐述我的看法。我认为社会传统的差别包括政治、经济、思想价值观、文化的差别，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莫过于思想的差别，所以本文会稍微侧重于两国的社会的不同思想价值观对变法各要素的影响。

 

（一）、变法主体

不同的变法主体有不同的支撑力量，也就是有不同的同盟军。而不同的同盟军就有不同的变革力量，思维方式。而对于变法主体而言，其所处的阶级和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影响着其不同程度的革新力度、不同的领导方式，并且还会影响着其能够为变革提供多少物质上的支持。而这些，对于一场变革的成败，可以说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

1、中国

现在史学界普遍的是把中国的戊戌变法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一场改良运动，这个性质的判断给人的感觉好像这就是一场以资产阶级领导的变革。可是综合考察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就会发现：其实那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没有能力去领导这场变革。其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人与中国当时寥若晨星的民族资本家，实在寻不出太多的关联。埋头创业的商人中的多数，对政治运动毫无兴趣，生怕被牵连致祸。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当时至多不过是一种半成品，还谈不上自己的要求和呼声。康有为和他万木草堂的弟子们，从本质上讲还是属于在中国许多历史时期都存在过的异端派士大夫，。维新派大多是读书人，虽有进步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然而缺乏行政经验，疏于政务，不谙世事，他们是缺乏实际经验的书生，

当然，我们不能仅仅把变法的主体定在维新派这个群体之上，其实清朝支持变法的统治阶级也是变法的主体之一。其实任何一次全国性的变法都是出自统治集团中的主要成员，只有他们才可能从全局上领导和实施变法。戊戌时期的康有为不过是一个新近才过科举考试进入中央政府的六品主事，不可能从全局上推进维新变法，六君子虽职位稍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近皇帝，但其影响也不宜估计过高。而有能力把变法推向全国的只有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其次是中央各部主要长官及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王公大臣及各省督抚。他们有条件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因而对国家的危机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由于他们担负着实际的外交、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事务，对改革的迫切性有着更直接的体验。如果说到“利用”两字的话，与其说是康有为等想利用光绪皇帝来变法，倒不如说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想利用康有为等人在允许的范围内来进行变法，以摆脱危机，实现国家的富强，以便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事实上，当时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最后并不支持变法（且不论她前期的态度），朝中也鲜有官僚支持，地方只有湖南的陈宝箴表示的比较热心。而维新派能依靠的只有光绪帝，让我们不无遗憾的是，他一个无权的皇帝，不能主掌大清的船舵。

2、日本

而日本的变法主体好似较为庞大，手腕比较高明。日本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十分脆弱，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武士及其家属约占总人口的6℅－10℅，在武士实力雄厚的萨摩藩，甚至占该藩人口的25℅），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了幕府旧政权。同时，在日本，明治维新前，经济中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但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日本实行的是封建领主，因而为了巩固、扩展自己的势力以对抗幕府及其他大名的压迫，领主们还必须实行富藩强兵政策，鼓励生产，扶植商业，促进领地内的经济繁荣。政权力量保护使商品经济易于在藩内发展。实际上，在维新前，日本的棉纺织业手工工场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农作物商品化并逐渐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合起来。此外，由于日本国土小，资本主义萌芽密度大，形成几个集中的经济中心。同时，在某些藩，富商拥有大量的财产，成为藩主、武士的债权人，从而控制了藩的财政和工商业。城市资产阶级尤其是商人和豪农成为维新派的重要社会基础，他们积极支持倒幕与改革，在明治维新中发挥着重要作。

 

3、传统怎样影响变法

其一、在中国民众心理上，皇帝只是权力上的绝对权威，因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上不断的改朝换代，皇帝也随着朝代的变换而更迭。而日本的天皇在民众心理上则是文化上的权威。日本一直以来都有着浓烈武士道精神，强调这对天皇的效忠。所以，中国的维新派不可能打着皇帝的旗号来争取民心，而日本却可以打出“尊王攘夷”的口号来增强其号召力。

其二、传统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影响着变法主体的力量。虽然两国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对商业会不同程度上的压制。但是中国的社会的各个阶层与日本相比，却是具有较大的流动性，而日本的社会阶层却是近乎凝固。中国的科举制度是造成这中流动性的原因之一。社会的各个阶层，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科考中成功，便可彻底与自己以前的身份分离，成为社会上可敬的“士”的阶层，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具有自我满足的地位。所以，一些通过经商致富的一些人，他们不是想着怎样怎样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在这个领域上更加成功，而通常都是利用自己的财富让自己或后代进入一个“士”的阶层，因为中国传统的阶层划分便是“士、农、工、商”！

而在日本，由于社会的职业世袭性，一个人生下来就决定了他的职业，所以他只能在他自己的领域内好好的发展。一个合格商人，就是也只能想着怎样更好的经商，而不能妄想变成统治阶级中的一员，成为贵族。所以在日本，在商业的资本基本上不会流入太多到别的领域，这就保证了商业的充分发展。而对于近代变革的影响，就是支持变法的资产阶级有较雄厚的力量，而中国却不是这样的。

 

（二）、变法主体的策略

1、中国

中国的维新变法的策略似乎不太科学，第一，中国的维新变法是缺乏群众基础的，何以说来？它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它不联合广大人民群众；其二，它树敌太多。第二，主要的变法思想来源还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

明维新派和维新运动不仅脱离农民和农民反封建运动，而且惧怕和仇视农民和农民反封建运动。仇视农民结社组织，反对农民武装起义，却是维新派的基本态度。举个例子，就从维新派对农民的“灭洋”来说，既未积极引导，给子支持。咒骂群众是维新派丑化农民“灭洋”运动的突出表现。维新派把“托言杀鬼子”的农民诬为“乱民滋事”，不承认他们是反侵略的“义民”而且，他们仇视“灭洋”的农民群众更甚于仇视“反清”的农民群众:反封建的农民被诬为“乱民”，反侵略的农民则被诬为“乱民之尤”，又将反侵略的农民群众诬为“亡国之民”。而且，由于他们坚持非暴力行动，不能正确区分农民的正义行动与过火行为，又非常仇视农民的“灭洋”运动，竭力攻击农民这个民族革命中的主力军。所以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维新派，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君主立宪政体，宁可求助于圣君贤相，也不联合农民群众。从而导致了资产阶级维新派与农民革命群众基本上处于尖锐的阶级对立状态，使图强救亡的维新变法运动得不到劳动群众的支持，缺乏广泛的群众性和雄厚的物质力量，始终飘浮在社会的中上层。他们死死盯住的那个皇帝，自身尚且难保，根本顾不上维新派的生死存亡。

维新派好像并没有认识到的自身力量，他喜欢一个人干，并不喜欢联合。也许其主观不是这样的，然而其行为却让我们要这样以为。他们不注意团结和争取社会上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变法的阻力。在维新运动初期，洋务派包括李鸿章在内，无不争相趋附，但维派却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力加排斥。致使李鸿章改投顽固派成为变法阻力。光绪帝刚宣布变法，后党就斥逐帝党中最能左右政局的翁同和出京，维新派不但不努力挫败后党阴谋，反而利用光绪皇帝思想日渐激进，同翁同和产生了一定程度矛盾来促成此事。其实，在维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中，翁同和、李鸿章和清朝内部的洋务派分子是可以起到缓冲矛盾、甚至牵制削弱顽固派作用的，可是维新派没有看到这一点，。

第二，主要的变法思想来源还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康有为的思想是维新变法的主要指导思想。而康有为却一方面高举变法维新的大旗，极力宣扬西方文物制度的优越性，力倡维新变法;另一方面却又埋身故纸堆中，从传统的儒学经典中提炼变法改制的理论依据，并对传统的儒学思想体系进行重构，力图重新发扬和光大传统儒家经典。虽然康有为借口此举乃是因为:“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在康有为的心目中，保全中国的文化认同(儒学)和维持中国的政治独立(帝国)是同等重要的，两者都不能被西潮所替代。康有为虽然认为“西人治国有法度”，但是他从来也没有认为中国在道德价值和伦理原则上不如欧洲，他相信儒学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学说都优秀。这一认识必然会使他在逻辑上不可能也不会抛弃传统的儒家经典而另行构建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因而他只能是在旧有的理论体系中输入一些西学名词进行改造。康有为摆脱不了旧文化的脐缘，不得不从中国传统的儒学经典中挖掘新意，试图实现中西文化在器物层面而不是思想层面的对接。在这一过程当中，康有为 “为如何从儒家传统里寻觅可以生长出现代民主与科学的种子，费尽心思”，但是，从根本意义上说，传统儒学与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是相悖的。传统的儒学既不能产生民主与科学，科学与民主也不能被纳入到儒学传统的理论体系之中，儒学主要是一种道德学说，而不是理性的科学。但是不幸的是，以康有为为首的新儒家学派认为“返本可以开新”正是传统儒学与现代化相“融合”的唯一途径。于是，在这种认识下康有为所采取的方法就不可避免地会与“西学中源说”相暗合。而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构建的实质就是“以中国古典文化为载体，引入西方文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运用现代理念重新诠释中国古典思想文化，使之与西方文化化和，为全人类做贡献”。一方面，康有为认识到了中国在全方位上落后西方的事实，也试图推动中国全方位的改革，于是康有为努力就西方文物制度上的优越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其所谓的根源，归宗于中国传统文化。这样就形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思想中的器物上的维新的比重要远远大于文物制度上维新的这样一种现象。

2、日本

就如上文所描述，日本的明治维新的群众基础是比较坚实的，它联合了资产阶级、封建藩主、农民等阶级，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去迅猛的速度推翻了幕府的统治，把大权收归天皇，进行改革。证明明治维新群众基础坚实对是在确定日本的政治体制时的一次论战，有六十四次上书请愿，而其中大多数是下层的武士和平民百姓！

而明治维新的指导思想，则是政府大量的官员环欧考察之后总结的成果。维新之初，明治天皇便在下诏颁布的《五条誓文》中强调，“应求智识于世界，大振皇基”。这实际上为大力吸收西方思想文化营造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正因为有了这种宽松环境，日本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吸收力度大大强化。同时，从法律上废除封建等级制，实行“四民平等”的社会制度，使更多的下层知识分子加入到学习、宣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行列中。加之“文明开化”方针已成为明治新政府的重要国策之一，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日本社会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吸收十分迅速。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吸收，逐渐由以科学技术为主，向以政治法律制度及其设立这种制度的指导思想为主的转化。而不同于中国，固守本国的原有的文化传统，看似不忘本，但恰恰是这种思想使变革的不深刻。

 

3、传统怎样影响其策略

其一、维新派为什么会蔑视农民斗争，反对农民斗争？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农民斗争的目的，反侵略的同时要推翻清政府。中国的古代社会是由一个个王朝组建的，某一个王朝只要维持了一定的稳定的统治，就会得到人们的拥护，中国古代的人们特别是士大夫都有着一种王朝情怀。从维新派温和的改良措施中可以看出，维新派并不想要推翻清政府，而是相要拯救它，他们  是在一定程度上忠诚与政府的，毕竟它是中华帝国的合法政府。而农民竟要推翻它，他们当然不会同意，也就造成他们对农民斗争的蔑视，与不合作。

而日本则不同，日本的幕府本来就是一个僭为，真正的拥有无上权力的应该是天皇。所以推翻幕府统治，实现大政奉还是变法各联盟的共同愿望。

其二、而变法的指导思想仍从传统的儒家中寻找依据，则是因为地处东亚的中国长期处于文化高势能地带，面对周边的文化低势能环境，其文化曾主要以输出为主导，导致近代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表现出漠然、不屑甚或戒备、抵触。中国知识分子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制度优越，思想领先，物产丰富，毋求于人。所以孕育出来了一种强烈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以我为中心型文化心理。形成了中国是“天朝上国”，东西南北四周是蛮夷戎狄的世界观。在这种文化心理传统下，虽然近代中国已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但华夏至上的心理没有消除。同时，“西学中源”说的思想加强了这种文化中心主义心理，认为西方文化也是从中国文化输出去的，即使偶尔补充西方文化营养也没有抛弃西方文化的根在中原的思想。

与此相反，处于文化低势能地带、清楚仅靠自己的相对落后的力量难以迅速发展起来的日本，由于长期在新事物、新情境的不断刺激作用下，其旧有格局被迫频繁变化、创新以适应外界新环境，从而顺应能力得以大大加强。故日本民族对待外来文化总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摄取欲，往往主动去接纳并模仿，然后驾轻就熟地对它们进行创造性改造，其卓越的模仿力或许就源于此。事实上，每在不同文化的撞击中，日本总是强烈地表现出不墨守成规和相机行事的应变能力。例如日本对从佛教、政治法律制度到儒家思想等一系列中国文化的摄取无不是在热烈而主动的意愿下发轫的，初始又无不是尊崇、但又不是盲目的-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鸦片-而是对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合理吸收经过创造性的再熔炼，使其具有新的性质而逐步成为日本传统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稳定而又“开放”的文化系统。

 

（四）不同的国民心理

中国在南宋时期文化和政治已经转向内在，社会的改革之门已经关闭，道德被认为是社会上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知识分子们无心研究自然科学和其他实用学科，而只在哲学之类圈子里打转。同时在近代中国，中国士人对意识形态充满了自负，崇古好古，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不想做太大变革，即使列强的炮火仍在轰炸！

长期以来，统治者执行愚民政策，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肉食者谋的政治也许最忌讳的就是让老百姓了解真相。所以，老百姓除了交粮纳赋之外，一般很少与政府打交道，打官司也是迫不得已的行为，无论是朝廷的党争，还是政策的变化，只要不在赋税上有所反映，老百姓总是漠不关心。同样，他们也不太清楚朝廷政争中的正义和不道德，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了解真相。所以乡村勃兴的民族主义，其非理性的盲目排外情绪很浓，心怀愤怒的乡民们没有能力和见识向前看，采取向西方学习而后自强的正确方针，他们打教灭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回到平静的过去。在一般老百姓高涨的民族情绪里，一切外国的东西，包括几十年来开明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所有成果与痕迹，都具有不名誉乃至罪恶的意义。

一边是自负，一边是不开化，这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的？还是传统社会的制度，其中之一便是在近古时期已经变质的科举制。限于篇幅有限，在此不展开论述。

而日本的文明发展较晚，但是日本是吸收和继承世界先进文化的最优秀者。日本的全部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卓有成效地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历史。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重现实、重实用的心理。日本人的特长不在于创造丰富的思想理论，而在于日常行动方式的丰富性与有效性。日本人的忍从与勤勉，渗透性与压缩性，规定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诘屈而强韧的思维力。正是由于日本人的这种思维力，从而使得日本人能够有效地消化吸收欧洲的近代自然科学，能从中自由取其所需。

而日本的国民教育也比较活跃，教育面涉及比较广、教育内容也较丰富。据不完全统计，江户末期在男子中有40%-50%的人识字，在妇女中有15%的人识字。这些识字率在当时世界上处于第一位。这也为明治维新作了思想文化的准备。

 

要进行一次社会的变革，必须要对所要变革的对象做一次深刻的审视，了解该社会的实际状况，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应用相应的策略，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如果对自身的比病因都不清楚，何谈对症下药？

中国的维新变法时他们好像对身处的社会缺乏清晰的认识，而日本的维新派对本国的国国情似乎清楚的多，而这就恰恰决定了两国不同的命运。